当年武汉大学没教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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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雪林本来是在安徽大学当教授的,月薪两百元,名号好,工资高,苏雪林挺满意的,打算在这里安富乐教,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,让她无比伤心。当年的安大学风不太好,管理比较松弛,男生可以随意到女生宿舍去串门,经常闹到半夜还不消停。苏雪林除了教授之外还兼任女生指导员,她做事很认真,对这个风化问题很是看不惯,经常去干涉,勒令男生九点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,这让男生很记恨。有天,苏雪林从外面回家,经过一片小树林,突然一块小石子飞来,打中她前额,血流如注,到医院缝了几针,在额上留下了一个终生没消的疤痕。

恰在这时,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,邀请她往武大任教,同时被邀的还有其好友袁昌英、凌叔华,这让苏雪林有点喜出望外,二话不说,卷起铺盖就往武汉赶。可是,到了武汉,却碰到了一件让她觉得比那块小石子更伤心的事,校方送到府上的聘书上写的是特约讲师,在安徽大学当的是教授,到了这里却是讲师?一块小石子打在她额上,只感到身痛,现在一纸轻慢的聘书却击中心房,让她心痛。在苏雪林看来,小石子是学生打的,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,少不更事,不值得耿耿于怀,而这聘书却是一所大学给的,其中透露的是对她的蔑视与怠慢。

苏雪林在武汉大学与胡适等人合影,右一为苏雪林(图片来自网络)

苏雪林的自尊心一直是很强的,当年她还是个文学女青年,是美女作家,在一次文人的派对中,她伸出一只手,想跟迎面走来的鲁迅先生相握,而先生只是向她微微点头,没伸手来接应,这让苏雪林怀恨在心,余生皆与先生交恶。这次武大把她给卖了,让她气愤异常,卷起铺盖又想走人。袁昌英知道后,赶紧来解释:“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,最高职称只是副教授,一个正教授也没有。你这特约讲师,等于是别校的副教授,将来升格为副教授,等于别的大学的教授了。”

袁昌英所言不虚,在1928年就被胡适所聘担任中国公学教授的沈从文,1931年,他被聘请到武大来任教,职称跟苏雪林一样,由正教授降为讲师,连降两级;而其时名气甚大而且当了文学院院长的陈源,其职称也只是副教授。苏雪林从头数,还真发现,当年武大人文荟萃,少长咸集,还真没一个正教授。这下使苏雪林安下心来,无话可说。

苏雪林在武大(图片来自网络)

苏雪林职称虽然比较低,但其薪水却不低,当年武大的讲师月薪是两百元,助教一百二十元,其薪水与在安徽大学持平,然而,苏在武大,只专心当讲师,并不兼“班主任”,工作量少了,工资未少,比较而言,她在武大的教学工资是比安大高的。

在武大这里,当教师的“利”可以给你多开,但当教师的“名”却不能给你乱戴。

(图片来自网络)

“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,最高职称只是副教授,一个正教授也没有。”这可能让我们这代人很不理解,我们所谓尊重名器,就是使劲地批发名器,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:对某大学给的教授指标越多,教师职称越高,就表示对这所学校越重视,越看重,就表示越尊重知识,尊重人才;对某学校给的职称指标越少,越低,就意味着看不起这所学校,就意味着薄待知识分子。当年的武大价值观却是相反,对教授这名号卡得越紧,卡得越死,就是对这名号保持着敬畏,放得越松,放得越多,就是对这名号不当回事,就是把这名号看贱了。

在武大看来,教授是一个崇高称呼,不是市场上的小菜,也不是专卖店的帽子,不是略有点才气,略有点学识,就可以批发的。比方圣贤,两三千年来,能够戴上这名号的,只是一两人而已,教授虽然没圣贤那么尊,但也很贵的,不能甩卖。世界上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:多了,也就滥了;滥了,也就贱了,其反命题是:少了,也就贵了;贵了,也就尊了。当人人都可以叫做大师的时候,把大师当瘪三来看,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

谁还对教授、大师以及圣贤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呢?多则滥,滥则贱。现在喊人做大师,多半用于讽刺场合了。红灯区的女子都被称为小姐,这小姐还值价吗?

额外说个事。我平时很少看新闻,偶尔看了一个新闻,说的是台湾学生到大陆求学,台湾对这些学生的学历很是“歧视”,除了有限的几所大学台湾承认学历之外,其他大陆大学,在台湾是不被认可的,粗粗一看,我还挺愤青的,台湾居然还歧视大陆大学,怎不让人出离愤怒呢?细细一想啊,这不是歧视,而是正视。教授如果也搞“大跃进”,那学历当然多有注水的了。人家需要干货,台湾要挤一下大陆学历的水分,不也是很正常的吗?两岸的其他事情不好说,最少这事情,在我看来,不是政治事件,只是学术尊严话题。

原标题:当年武大没教授,摘自《民国风流》,作者刘诚龙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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